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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知识产权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审查和认定”之专题四

2018-10-07 10:58 · 作者:   阅读:2245

(本文10939字,阅读约需10分钟)


专题四:知识产权电子证据的行业热点问题



王晓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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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专题是关于三个行业热点问题的探讨,每个热点问题有一位主讲人,最后有三位与谈人。第一个热点问题是联合信任可信时间戳在电子证据领域的应用,主讲人是北京联合信任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董事长张昌利;第二个热点问题是电子证据的司法平台,主讲人是共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总监何忠靖;第三个热点问题是网络文学行业电子证据保全现状,主讲人是阅文集团高级法务朱睿龙。下面把时间交给他们三位。


热点一:联合信任可信时间戳在电子证据领域的应用


张昌利(北京联合信任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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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官、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时间戳的情况。


联合信任在电子证据方面已经做了十三年的时间,我们一直致力于用可靠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电子证据的易篡改性、法官认定难等问题,降低当事人的举证成本。电子证据的易被篡改、伪造、灭失等特性决定了它的需求是原始性、真实性、防篡改、抗抵赖、认定容易。《电子签名法》第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一)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二)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此外,《电子签名法》的第八条和第十三条分别规定了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和可靠的电子签名。


可信时间戳是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TSA)签发的一个电子证书,用于证明电子数据(电子文件)在一个时间点是已经存在且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解决了电子证据认定过程中对电子数据文件是否被篡改、伪造和产生时间确定性的质疑。主要应用于知识产权证明、电子证据固化、电子合同、电子单证、电子票据、电子档案等领域的电子证据的原始性认证。


用户在电子数据产生的时候在本地进行运算,形成一个哈希值提交给TSA,TSA和时间绑定进行签名和加密运算生成一个国际标准的证书返回给用户,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认证过程。这个过程很巧妙的解决了用户将电子数据传递给第三方时的容易泄密的问题,因为全程只传递哈希值,原文是保存在用户端的。在验证时只需要提供时间戳证书,不需要完全依赖第三方机构的存证,比如说第三方机构数据库崩溃,哈希值消灭,也不会影响已经认证的电子数据的验证。


时间戳的验证原理是,把要验证的原始数据计算出哈希值和时间戳证书进行匹配,如果一致则证明这个数据电文和时间戳是匹配的,是没有改动过的。那是否应该信任时间戳机构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时间戳机构是按照标准和规范来建设运营的,目前我们投入了大概6000多万来建设时间戳机房,每秒钟可以签十万次。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可信时间戳在知识产权中的应用,可以分为确权和维权取证两类。在确权方面,主要应用于知识产权保护、版权证明、商标使用性证明、专利在先性证明、商业秘密的权属等领域。权利人在作品产生时向TSA申请可信时间戳认证,由TSA证明作品的申请认证时间when、内容what及申请人who(3W信息)。在维权取证方面,使用可信时间戳固化侵权证据,客观真实地还原事实,防止证据灭失与篡改。用时间戳维权取证有三种方式:1,手机移动取证--权利卫士APP;2、网页取证--联合信任电子证据取证固化系统;3、手动取证 --《电子数据取证及固化保全操作指引》。当你需要证明权利时,通过权利卫士进行拍照、录像、录音获取证据并自动进行可信时间戳认证,解决了对证据产生时间、内容可能被篡改、伪造的质疑。这种取证方式已经应用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取证、行政执法取证、民事纠纷等领域,并获得司法认可。


北京高院去年专门针对这种时间戳电文数据是否采信问题发了一个文件,并且在官微公开发布。其中的一个描述是:时间戳服务机构签发的时间戳,是经国家法定授时机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负责授时和守时监测的,在没有相反证据或合理异议理由的情况下,一般可以依据民事诉讼证据概然性标准,予以采信。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过多展开讲,如大家有关于时间戳的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交流。感谢大家。


热点二:电子证据的司法平台


何忠靖(共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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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也非常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进行讨论。


电子证据在司法领域有三个痛点:取证难、提交累、申请认定难。前两者主要是涉及到当事人和代理人。电子证据如何从网页上留存并且转化成法院认可的材料,一般来说当事人会引入公证处、第三方电子存证机构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大量的跑腿,材料的邮寄和传输,这个效率是不高的。而对法官来说,审查认定都是要通过人工阅读,然后基于法官经验和知识进行判断。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公司有一些想法。在当事人端,首先最重要的是完成形式审查和在线的一键存证和调取,让所有的当事人都能很方便的通过我们的在线平台(公证处的在线平台、第三方存证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提供的平台等)拿到相关的电子证据,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是这一部分的主要推动力。在法院端,法院的审查认定难是因为各法院的审查认定规则不同,并且对规则的理解不同,而且文字传输的效率是很低的。我们是否能和法院进行合作,用技术达到智能审查和智能判决,形成同案审判和相关的标准。举个例子,买家在电商平台上产生纠纷后,一般是要诉讼,然后到平台去调取证据等,时间周期非常长。而现在,可以将他的购买账号在法院诉讼平台上进行绑定,完成认定,认定以后可以很轻松的调取他的所有交易记录和纠纷订单的数据。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已经有几千件案件是这样操作的。由此推而广之,我们其他的互联网平台、微信微博等能否也参照这个标准让当事人便利的获取纠纷的数据,让法官便利地调取到中立的数据。当法院想向公证处、第三方平台调取证据的时候,不再是通过线下调取,而是通过输入证据编号,选择相应的存证机构,一键调取,这个便利度相比过去大大提高。


电子存证平台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传统的公证处,然后出现了大量的第三方存证平台,接下来的阶段是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尝试把法院作为区块链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但是这样可能还是不够,需要多个区块链的网络接入和多个第三方平台的接入汇成一个跨平台、全国性的证据网络,我们也愿意积极协助,提供技术支撑。今天讨论的更多的是公证处和第三方存证机构,但国家机关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在商标纠纷案件中,商标局的数据经常会被采用,而这些数据能否通过我们的系统和法院直连,实现快捷的认定和审查,这需要国家机关领域很重要的支撑。比如说在三大通讯运营商的数据库里,有着比当事人自己更加全面的数据,而且中立。


浙江省司法厅把全省90多家公证处的电子公证书、视频、音频等集中到了一个数据库里,然后向法院开放,这样公证处的电子证据都可以很方便的通过法院的存证平台调取出来。未来的公证处和第三方存证公司面临的维度和广度会更加开放。法院对电子证据处理的差异性也会在平台里留存下来,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最后产生判例上的趋同性。所有的证据平台,建立的目的都是服务于审判系统,我们要把证据进行结构化,推动公证处和存证公司按照标准化的方式产生相关的证据,最后通过系统的算法和规则去直接生成证据的“三性”的推论。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探讨。


热点三:网络文学行业电子证据保全现状


朱睿龙(阅文集团高级法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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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会议,我谨代表作为一家网络文学公司的阅文集团,关于电子存证的感受和大家进行交流。


首先我想进行一个简短的企业介绍。阅文集团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起点中文网的创立,200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原盛大文学,2013年成立了腾讯文学,2015年两者合并后成立了阅文集团,2017年阅文集团上市。我们集团下有很多优秀的品牌,如移动阅读APP,网络原创阅读品牌,出版及图书数字发行品牌以及音频听书品牌。我们集团的主要经营业务是文学IP培育和数字阅读。数字阅读一直以“全民阅读”为目标,建立满足大众阅读需求的正版电子图书馆,已经有700余万名签约作者,1000余万部内容储备,占据原创网络文学的大半壁江山,触达用户达六亿, 满足全国用户阅读主流需求。


前面专家也有提到,电子存证主要有两个目的:确权和维权。在维权方面,集团在2017年发起的维权诉讼大约有800起,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产权类诉讼,集团在取证过程花了很大人力和时间成本。目前来看,我们需要取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项:第一、作品相关数据。作品的字数、作品首次发表的时间、完结的时间以及作者的更新情况等;第二、用户行为痕迹。作品的点击数据、收藏数据、读者打赏的数据、评论等;第三、商业运营相关数据。内容嵌入模式合作中,双方共享的所有合作相关数据,包括作品的交付时间、数量、收入情况等。这些证据的形式,我们集团还是全部采用传统的公证模式,不是觉得新兴的第三方存证机构不便利,而是我们考虑到权利的效力稳定性,更倾向于传统的公证模式。但公证存证难以满足互联网企业需求,就我们集团而言主要有三点不便:需与公证员对接,无法灵活安排取证时间、地点;面对我们的海量公证需求,公证人员、设备有限,取证过程耗时耗力;公证证据的留存、使用不便捷。在去年的一个维权案例中,我们是大约花费了十五天的时间才将证据以公证的方式留存下来,而且在整个公证过程中侵权情形一直在变动,我们不停地协调技术人员,导致诉前准备工作时间非常的冗长。


相比较之下,电子存证条件下的取证工作是随时、随地、海量和高效的。我们希望看到电子存证在技术上和相关制度上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希望电子存证能够尽快普及到各个权利人的维权事务中去。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王晓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长):


感谢三位行业代表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与谈环节,共有三位与谈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徐俊、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张志荣和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姚欢庆。首先有请第一位与谈人。


徐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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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和会务方的热情招待。去年我也有幸参加了“三知论坛”,从去年关于证据规则的研究到今年的电子证据,我觉得浙江法院的调研是层层推进的,让我们受益匪浅。


今天我想谈三点学习体会。第一,关于司法主导作用的发挥。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全方位渗透在生活中,也给我们的知识产权诉讼带来了新的形势。在面临新形势时,司法的主导作用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近几年,出现很多关于各类赛事直播画面、短视频和网络游戏等方面的热点案件,对这些案件审理的基础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将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和产业结合起来,积极回应产业发展对司法的需求,这更要求司法发挥主导作用。从司法作用的发挥而言,从顶层设计需要研究知识产权的特别程序诉讼法,需要司法判例的指引来引导市场的推进,需要通过裁判对第三方存证提供支撑,规范引导第三方存证市场。


第二,关于法官的裁判方法的适用。我们的裁判方法不只是在实体领域中应用,在证据程序的领域中仍然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大家熟知的北大方正诉高术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这个案件的案情并不复杂,争议点在于原告下属员工以普通用户的身份和被告交易并进行取证。对这样行为的定性和认识,一审、二审和再审对利益衡量的判断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二审法院认为原告获取侵权证据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这种行为对市场秩序是一种破坏。但是最高院在再审判决中很明确表示:原告取证行为的目的并没有不正当性,而且行为并没有直接损害公众利益。在软件侵权案件这种隐蔽性很强的案由之下,取证难度较大,原告的取证方式有利于遏制侵权。软件侵权案件的取证难度在于面临网络环境和客体的无形性,在取证如此之难的情况下,要想加强保护力度应当合理分配取证责任,适当减轻权利人的举证义务。在有初步证据表明有侵权行为的时候,应当由侵权方提供证据进行抗辩,否则的话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说在合同效力的认定中,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是合同无效的事由,但是经过司法裁判的不断演绎和发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分为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合同违反管理性规定从法律规范上来看是无效的,但从立法目的来看,无效性合同是违反法律效力性规定,立法的目的并不是让违反管理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这里的区分我认为在证据领域中是值得参考的。在证据的认定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弹性有尺度的,是在利益衡量下的综合认定。


第三点是关于专家技术资料的利用。我们经过梳理大量的案件发现很多案件共性程度很高,面临着相同或类似的技术事实,遇到的瓶颈问题相对集中在计算机网络领域。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困难不仅仅是证据外观本身,更多的是对关联性,也就是证明目的的判断;不仅仅是对实体问题的判断,还有程序上的问题。比如在网络里有虚拟服务器的概念,那就涉及到管辖领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判断都以技术事实的查明为前提。我觉得是否可以把网络技术问题类型化,请专家进行支持和对接,进行总结和梳理,由此拉近证据表象和客观真实的距离。谢谢各位。


张志荣(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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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天很荣幸能够在现场聆听业界大咖的精彩演讲,使我获益良多。


在近几年的案件审理中我们感受到了深刻的变化,电子证据已经成为越发常见的证据类型。在与网络相关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几乎每个案子都涉及到电子证据,甚至在合同类的纠纷中也常见电子证据的使用。在质证的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对电子证据的效力予以否认,尤其是对未经公证的电子证据更是如此。争议点主要是电子证据的主体真实性和内容真实性,其次是对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存在争议。在实务中,当事人在提交电子证据时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不是通过公证保全的手段提存保全证据,只是提交其自行上网浏览的网页的打印件,在质证阶段对方把网页删除,法院无法核对。第二、仅有电子证据的打印件或者刻录盘,没有提交原始载体来进行核对。比如说只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的打印件,庭审质证时无法提供手机展示聊天记录的内容。第三、电子证据所涉及的主体身份信息不明。比如当事人在事前没有确认电子邮件收发人姓名、微信主体的身份信息,事后也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在对方否定时,法院对他所主张的主体真实性很难认定。第四、通过公证机构之外的第三方电子数据平台对电子证据保全的效力,争议很大。北京某公司就侵害其摄影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提起的诉讼中,通过第三方电子数据平台对侵权行为进行保全,但是提交的证据材料是一份加盖了某公司公章的电子数据取证证书,及被控侵权的微博页面截图,并没有提交第三方电子数据平台主体的资料和保全过程、对使用的电子设备的清洁性检查、对网络连接的真实情况的核查的记载。这类证据的证明效力在实践中争议很大,也存在不同的标准,而这些证据在整个案件中是非常关键的,采信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裁判。


为了进一步规范电子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我们南沙自贸区法院在今年七月发布了互联网电子数据证据举证认证规程,对当事人如何向法院提供电子证据做出了指引,具体对固化证据的形式、使用的介质、展示的程序以及证据的认证过程都有规定。规程规定,当事人提交电子证据,应当采用截图、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对内容进行固定,并将相应图片的打印件、音频视频的存储载体或编号提供给法院。未经公证机关公证的,法官应指引其进行公证,并释明未经公证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非常重视电子证据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电子证据自身的特点,在认证的时候会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考量。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做法和观点。对电子邮件、微信等电子证据的审查,首先要确定使用者的真实身份及其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其次要审查发出和接收信息的存储位置是否出现变动,是否存在篡改的可能性,再次就是要审查内容是否完整明确。在实务操作上,以微信证据为例:首先应由举证方展示其使用终端设备登陆本方微信账户的过程,用于证明其持有微信聊天记录的合法性和本人身份的真实性;其次是展示聊天双方的个人信息界面,借助微信号不可更改的特点,结合个人信息界面显示的手机号码等来固定双方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最后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在使用终端上只能删除不能添加的特点,将双方客户端各自的完整聊天信息进行比对,以验证相关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实践中的难点是对微信身份的认定。因为没有强制实名认证也没有强制绑定手机号码,昵称也是可以自由更改的,所以不能仅凭昵称就确定使用者的真实身份;而对于有绑定手机号码的情况,我们的做法是当庭拨打手机号码来确定身份。在个人信息界面未能直接显示使用者真实情况的,法官要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运用高度概然性原则来对使用者的身份,综合的进行认定。


对网页、微博等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的审查,目前比较常见的是通过公证进行证据保全和通过第三方电子数据平台进行取证两种形式。其中对公证证据的争议比较小,被采信的几率高,除非是公证程序严重违法或是有相反的证据来否认。通过第三方平台存证在实践中争议比较大,前面所提到的时间戳的取证方式,是现在得到采信的比例比较高的。


我想介绍三份生效判决的观点。第一份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生效判决,认为通过可信时间戳认证的方式取得的证据,应当符合以下要件才可被采信为定案的证据:一是证明其登陆互联网取证之前对所用的电脑设备进行了相应的清洁性检查;二是通过该电脑登陆涉案互联网网页过程是真实清晰的,不存擅自修改增删网页内容的可能;三是网页内容足以证明被告未经许可在微博使用被控侵权图片的事实;四是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应证明其上述三项中所涉及的举证过程及内容固化后保持完整且不存在篡改和伪造的可能,法院及当事人可以随时审查和核实。第二份是中山市中院的一份判决,认为可信时间戳认定证书是经国家法定授时机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负责授时和守时监测的,并由我国唯一专业权威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中心签发,符合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第三份是东莞市中院的生效判决,和第二份判决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其权威性能有效证明证据产生的时间及内容的完整性。


除了时间戳,还有其他第三方电子存证平台保全证据的情况,对于这类证据,只要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就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至于这些证据是由哪个机构保全的,并非是决定证明效力的关键。在面对此类电子证据的时候,首先我认为不能根据第三方平台的身份或者有无资质,就简单否定相关证据的真实性,除非法律强制规定经营该类业务必须取得行政许可。其次要对该类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进行审查,尤其是对具体保全过程进行审查,从电子证据的产生来源、传输、提取等方面综合考量认定。谢谢大家。


姚欢庆(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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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


我就简单谈一下我在听过这么多专家发言后的一些个人体会。我个人认为,我们更多应该探讨的是,在具体个案中如何解决问题。对法官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理解沟通的能力,要去理解技术发展给电子证据认定带来的问题,在个案中如何来判断电子证据的效力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否定电子证据在实践中的作用。其实电子证据面临的问题在其它的证据类型里也都存在,证据不可能百分百还原客观真实。法官应该努力的推动电子证据相关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努力做出电子证据的认定规则,加大当事人、社会更好的利用它的可能性。作为第三方存证公司,应该做好技术原理的解释,让所有的法官和当事人能够理解这样的证据形式,理解它是可以保证跟原件的匹配性、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我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第一个方面,在证据呈现的时候,由于存证平台可以根据法院的要求有选择的呈现证据,在电子证据有选择地呈现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有被篡改的可能。我知道这个有选择地呈现是在整体数据库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有选择地呈现,但是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否跟原件的概念之间有冲突。第二个方面是,杭州互联网法院介绍的电子数据平台,允许第三方存证公司的接入来做哈希值的认定,在这个过程中接入这个平台的电子证据跟没有接入平台的电子证据在认证时,是否会产生证据歧视。谢谢大家。


王晓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长):


感谢三位与谈人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殷浓利(杭州西湖区公证处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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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不断运用,公证机构也在不断运用先进的技术。就我们浙江省而言,截止去年年底,全省90多家公证处的三分之一已经运用在线存证取证的方式,也就是说客户可以24小时在线上通过公证处提供的技术手段进行在线存证取证。用户可以用公证处提供的技术进行在线取证后,我们出具电子公证书,而且电子公证书出具以后是直接对接到法院,不再需要用户把纸质转成电子的形式提交,也就是说我们也打通了从用户到使用单位的通道。我们公证行业在未来也会加强跟科技公司的合作,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公证产品给当事人。谢谢大家。


王晓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长):


第四个专题在大家的配合下圆满结束,感谢大家!接下来进入论坛的闭幕式环节。


应向健(知产宝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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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的学术指导下,在最高法院的大力支持下,在IPHOUSE各位专家的支撑下,“三知论坛”一路走来,成功举办了三届,而且越办越专业,越办越精彩。特别感谢浙江省高院和嘉兴中院的精心组织和安排,给此次论坛增加了很多亮眼的环节。下面有请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黄武双教授做论坛总结,大家欢迎。


黄武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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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今天是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有一些问题我是从没有思考过的。


今天的主讲人和与谈人主要谈论的是,在法律框架下如何去运用技术变革的问题,听完以后我信心满满,因为技术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在心态上和认知上接受了这种取证手段,大胆放心采用就可以,但是问题就在于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所以今天提出来的,由最高法院制定一个知识产权特殊领域的诉讼、证据等相关的规则是非常必要的。在知识产权领域中文科专业背景居多,对技术方面多少有些错误的理解,这个规则的制定可以在意识上推动大家接受。不论是法官还是学者,都应对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基础技术手段没搞明白,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当然,我们无须精通到去设计,只需要知道其工作原理,就足以帮助我们解决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


基本法律制度不会变,但实时法律所涉的技术始终处于动态之中。1999年的合同法,主要讨论的数据电文形式是关于电子邮件如何认定原文和附件的问题。技术始终在发展,这是不可逆的,但法律观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接下来法院要关注的是如何去认定“三性”,尽可能把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然后借助技术手段的支持来认定真实性和关联性。法院、第三方平台等都应该在法律规则的指引下充分运用技术手段,紧跟技术。


除了技术认定以外,更多的还是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保护人权和隐私等价值目标是不变的,我们要考虑技术是否可被替代,还有替代的手段的成本等,这些也都是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接下来是电子证据具体的真实性认定的问题,包括举证责任的移转等,我们今天的讨论只是做了一个开头,后面有很多微观的技术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


最后,我们从学者角度来说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电子证据能够成为独立的证明案件的证据。不要用很多辅助的手段来印证,这个印证成本太高,而且这个电子证据是可固定的,无需配套其他手段来证明。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我们希望在很快的将来,法官能大胆的将电子证据作为独立证据来证明事实。还有一个目标是,法官、律师、当事人、学者都要与技术俱进。最后我们很期待在广东高院、浙江高院出具的草稿的基础上,最高院尽快出台相关文件,这有利于公共利益。谢谢大家。


应向健(知产宝高级副总裁):


特别感谢黄武双教授的支持。下面有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巡视员宋健做论坛总结。


宋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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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双老师的总结非常全面,那我就简单谈一下我今天的学习体会。


第一,面临新的技术的时候,要先把技术搞明白,当把技术搞明白以后,对电子证据是否应当采信就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会演变成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为什么我会说到最后会是公共政策的取舍,因为我们在学习的阶段大量使用那些未经授权的软件,是不想付费的,如果这个时候法官采信这个证据,那可能就面临着大量的成本付出。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应该付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信,也意味着要付费,所以最终是公共政策的选择,并不是法律问题。我特别担心的是我们的法官在没有搞懂技术的情况下作出评判。


第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作为法官要尊重本领域的基本认识。想起10年我办理的一个案件涉及到电子邮件的证据采信,因为电子证据容易被篡改,我就到网易服务器去调取,而网易的专家告诉我电子证据的确是有易篡改性,但是这个篡改技术是黑客性的技术。大多的普通当事人经常轻易说电子证据具体有易篡改性,但是篡改的成本、技术能力还有必要性是值得斟酌的。当我们把这些技术搞明白以后,我们就可以大胆的使用,而这个反证则是由对方来承担的。


第三,有些法院在个案中将技术事实、判决依据详尽的写在判决里,这种裁判的典型性是非常有价值的。当一个法院已经论证清楚,发布这样的典型案例后,其他法院就无需付出更多的代价。


第四,整个知识产权审判需要大力推动第三方电子存证平台、未来的第三方技术分析和技术支撑的团队发展。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知识产权审判的效率、质量以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一旦确认技术可靠,可以大胆地使用,但是一旦发现有造假的可能性,就要采取严厉的惩罚,甚至逐出这个领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个领域的洁净。还有就是在法院系统内,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大家。


应向健(知产宝高级副总裁):


感谢宋健法官的精彩分享。下面有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蒋中东致辞。


蒋中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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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次论坛已经圆满完成了多项议程。这里请允许我代表论坛的主办单位,对各位的积极参与和辛苦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再次感谢黄武双教授和宋健副巡视员为本次论坛做的非常精炼而全面的总结。


我们此次论坛有一些创新,增加了发布《电子存证产业创新及司法认定报告》环节,还邀请了相关行业资深的实务专家作为行业观察员参与专题研讨,与我们共同分享了新技术的发展。这也体现了论坛主题紧扣知识产权领域热点问题,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特点。我们将继续不断创新形式和丰富内容,进一步提升论坛的理论高度和社会影响力。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座各位的关心和厚爱,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最后,作为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除了再次对承办方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付出的辛劳表示感谢外,我还要向论坛的共同主办方知产力和知产宝表示诚挚的谢意!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三知论坛”一定会越办越好!让我们明年再相见!


再一次感谢大家!祝福大家!


应向健(知产宝高级副总裁):


感谢蒋庭长的致辞,也感谢嘉兴中院的会务安排,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谨代表主办方宣布第三届“三知论坛”闭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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